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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10日下午，深圳何香凝美术馆，一大群人在展厅里席地而坐，等待陈丹青的来临。 迟到的陈丹青依然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绿色军挎包。坐下之后开始解释迟到的原因——飞机晚点，讲述他在等待中的焦虑。还有他前两次来深圳也都很不顺利。 讲座完了，在一大群人的跟随下和几个工作人员的保护下，陈丹青开始参观展览，在工作人员“这边、这边”的声音里移来移去。然后他坐下开始签名，非常之忙…… 晚上，一起吃饭，记者问陈丹青：“你怎么看下午一群人坐在地上听你讲话？围着你转悠？”“很荒谬。”陈丹青说。“你觉得这个讲座对你而言有意义吗。？”陈丹青说：“没有。”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做呢？”“人总得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让别人高兴。” 在交谈中，陈丹青吞下两盘食物。并和记者约好第二天长谈。 9月11日，深圳某酒店9楼，陈丹青点燃一支摩尔烟，开始在袅袅烟雾中讲述自己，那些描述是一幅幅画、一个个场面……
少年陈丹青 老知青陈丹青 陈丹青做知青的时候，也抽烟，烟的名字叫"经济烟"，那烟是没有任何牌子的，白纸烟盒上什么图案都没有，和摩尔烟当然有天壤之别。 “文革”给陈丹青留下的后遗症在五年前他初回国内时得以显现。当时，他首次出席一个讲座，一走进门，就看见偌大的一群人，中间的一个讲台。陈丹青顿时紧张得要命，汗流浃背。他回忆说：“那让我想起了文革里的批斗场所，而我似乎就是被押上台批斗的那个人。”错觉当然只是一瞬间，看到下面的笑脸，他逐渐稳定下来，开始讲话。 陈丹青说他们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相当简单。他说自己最近打算去看一个30多年没有见的表姐，这个表姐当年非常期望能去新疆兵团，因为去新疆可以发一套军装；邻居的一个女孩子天天吵着要去云南插队，因为她从来没有坐过火车。
青年陈丹青
中年陈丹青 陈丹青称自己最初的文字功底，是在帮父亲写申诉书的时候练出来的。他的父母都曾被划成右派。陈丹青14岁就开始为父亲写申诉书，一写就半夜。他从来没想过像很多同龄人那样和父亲"划清界限"，他说在那么多政治运动中，他从几岁就开始思考了。 文革是一夜之间开始的。少年陈丹青对于文革开始的感受是“从小在一起玩的玩伴远远的看见你就跑开，有人开始向你身上扔石头和其他东西”。 1970年，插队开始了，陈丹青和弟弟两个人必须有一个去插队，陈丹青义不容辞。最初去的时候还怀着些憧憬，但从脱下鞋子踩到稀泥里的那一刻起，一切都变得无比现实。半夜四点多起来干活，一直干到第二天晚上。陈丹青说：“生活的苦难不是最可怕的，关键是反差，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，乡村的劳动是可怕的。” 一切劳动的工具和样式，都还保留着陈丹青曾经研究过的汉代画像砖上的样式。耕牛和犁头，在木桶上“砰砰”地摔打稻子来脱粒。太阳出来晒柴，下春雨的时候担心秧会烂掉。 田园风光是美丽的，然而，当陈丹青经历那种无希望的劳累，并且想到可能要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候，他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。一次回上海探亲后，再回农村的路上，他身体出现了反应。 从上海到鹰潭，从鹰潭转车去一个县城，再转车去自己插队的农村。在中间的一个县城，在车上一直好好的陈丹青，在下车很长一段时间后，胃里开始翻江倒海，他开始呕吐。他说，那是心理上的紧张、强迫、厌恶在生理上的表现。陈丹青说自己的女儿在参加中考之前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，这可能是一种遗传。 陈丹青在乡村里还做过一个比较好的工作—制造骨灰盒。据说村里人把知青陈丹青要过来，就因陈丹青会画画，而这个村子又刚好有一个骨灰盒厂，可以让陈丹青的绘画特长发挥作用。于是，在那个只有一间房子两个人的“工厂”里，陈丹青开始在那些即将装入死人骨灰的盒子上画上青松白鹤万年青。这样的骨灰盒一共制造了600多个。中午吃饭的时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，陈丹青和一个木匠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面，一人一碗饭一碟咸菜，一碗白酒，喝着小酒，看外面的小雪扑簌簌的落下来。 回忆到这里的时候，陈丹青的手机响了，在“侬好、侬好”的问候声中，那边的人开始一个个的和陈丹青说话。后来陈丹青说那是一群中学小学同学，他们在上海机场为一位女同学送行。那个女同学曾经是陈丹青的同桌，并非美女，可是发育很早，陈丹青小时侯和她打闹一直打不过她。她一直不幸，40岁才结婚，最近先生又死了，这次是带着儿子去美国。 陈丹青还记得，在20世纪70年代，回农村路上呕吐的那一次，呕吐完以后，他在县城里闲逛。突然看见那个同桌女同学和几个人站在街边，他很想过去打招呼，但一直很害羞的他始终没有鼓起勇气…… 怀旧的陈丹青 陈丹青记忆中的中国，记忆中的上海，很多时候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。1982年初，已经在国内画坛崭露头角的陈丹青去了美国，并从此开始在国外怀念中国，怀念过去的朋友，甚至怀念插队的岁月。当然，回国后，他也开始想起国外的生活，不过，他说，那不是“怀念”或者“思念”，只是“回忆”。 前两年，已经回国数年的陈丹青带着自己的学生们“上山下乡”，试图去寻找自己当年的感觉，可是他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，农民不是当年的农民，村子也不是当年的村子。最后的结果是，陈丹青觉得“我做了一件非常傻的事情，我自己怀念的东西本来就找不到了，我还带着一帮和我没有共同记忆的学生去寻找”。 陈丹青的包一直是那个洗得发白的绿色的军挎包，记者非常好奇的问他为什么这个包如此结实，用了二十多年连个补丁都没有，陈丹青一笑“那个厂生产最后一批的时候，我弟弟去买了好几个，我背坏了会换的，只是看起来一样。”陈丹青说现在不敢背皮包，因为他的军挎包已经被强化成了一个符号。“我不背他们就说我放弃了，我背着他们就说我还在坚持，反正他们总有话可以说，我想还是‘坚持’比较好。” 1992年陈丹青回国的时候，中国已经变了很多，最典型的标志是，他所熟悉的蓝布中山装在国际化的、遍地西装的上海，已经类似于"奇装异服"。但是，上海还有很多他记忆中的东西，比如全家住了许多年的，那间30多平方的房子。通往房子的阶梯仍然是木头的，踩上去仍然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于是，陈丹青寻找记忆就开始从声音开始，推出家里的那辆老自行车，听弹簧锁跳起，听撑脚弹开的当啷一声。一推动，满轮子钢条嘀溜溜转着。陈丹青非常激动的拼命把屁股在座位上墩着，只为听座位上的弹簧嗡嗡的声音。 吃了一碗阳春面后的陈丹青在街上走，突然看到两个撞了车的人开始打架，陈丹青莫名其妙的热泪盈眶“那一刻，我才真正确定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”。 进入新世纪前夕，陈丹青再次回国，回到上海，他记忆中的东西基本都消失了，包括那老房子，那老式自行车。陈丹青颇为失落，“那不是我的上海，但是北京还是北京，因为好歹故宫还在”。 回国后的陈丹青偶尔也会想起在美国的日子，在美国，陈丹青最喜欢的地方是博物馆和美术馆，他说那里面有很多相当伟大的作品，看一眼就让你感到特别震撼，所以，许多时候。他看画的时候是没有思想的，只有视觉，像梦游一样在馆里游荡一整天，回国以后这种感觉就难找了，因为中国优秀的美术馆太少了。 陈丹青说，其实怀旧的人很多，只是未必肯讲，讲了又未必有人听。他肯讲，又有人听，于是就被树成了一个“怀旧”的典型。 愤怒的陈丹青 很多人说陈丹青总是愤怒的，因为他抨击很多东西，也因为他的长相。陈丹青的眼睛是鼓凸的，还剃了个略有几毫米头发的头，在所有的媒体出现的时候，脸上都没有笑容。因此有人说他是个“老愤青”。 但是陈丹青不认为自己总是愤怒的，他说那都是因为长相造成的误解。有人传说陈丹青在底特律水族馆看鱼的时候，因为眼睛太鼓把鱼都吓跑了，记者就此向陈丹青求证，陈丹青笑笑说或许有也或许没有。不过陈丹青说自己在国外的时候，看过国内关于他自杀的传说，那传说写得有模有样，写道：“陈丹青吊在那里，表情很庄严”。这种传说有好几次，“很不幸，我还好好的活着，而且还在讲话。”陈丹青说。 陈丹青说他面对镜头的时候没有笑容，是因为他从小都比较害羞，不知道如何面对镜头。尤其是很多记者还蹲下去仰拍他，他就更不知道如何做，于是很严肃。 传说中的陈丹青容易愤怒、也容易冲动，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痛哭失声。陈丹青告诉记者：“那是胡说，收到通知书我很高兴，我高兴的时候又跑又跳又叫，可是我不哭。倒是我旁边的一个老同志哭了，他是被错划的，当时还没有平反，他看到我上了大学想起了自己的冤枉和窘境。” 陈丹青剃光头不是因为愤怒，也不是为了展示个性，只是一种习惯。出国以前，他和所有艺术家一样留着几乎快到肩膀的长发，出国以后，才发现这种发型为来自各国的难民所喜爱，为了在自己和难民之间划清界限，他把头发剃了。 因为长了副凶相，文革时候，父母都是右派的陈丹青也没有被人打。"他们只敢对我远远的扔石头，但是他们敢打我弟弟，我弟弟长相不‘愤怒’，但是打架很凶，一个人可以打几个人……"
对话 以“人”的姿态回答问题 鲁迅长得真好看 晶报：你描述很多人好像都是从长相开始的，包括鲁迅，你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说鲁迅长得“很好看，很好玩。” 陈丹青：是啊，我很奇怪那么多鲁迅研究专家，就没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来写他，鲁迅长得真好看，长相和一个人的很多东西有关。 晶报：我长得怎么样？ 陈丹青：胖乎乎，很好玩的一个孩子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多老头子老前辈喜欢在我头上摸来摸去，我非常讨厌他们。等我有点老了，看到年轻人、小孩子都很喜欢，才理解他们那些举动很多时候是很自然的表达。 晶报：听说你们当年报考美术学院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为了见名教授名画家，另一个就是为了画女裸体？ 陈丹青：有这么一说，当年什么东西都很封闭，街上的女孩子又都穿得很保守。我们开玩笑说当时露得最多的人是毛主席，因为他号召游泳，在许多画和照片上穿着泳衣。现在没有为了画女裸体进美术学院的了，因为到处都有了嘛。 晶报：你上网吗？ 陈丹青：上啊，但是我不敢经常上。 晶报：为什么不敢经常上呢？ 陈丹青：网上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看了，我上去就都想看，一看就下不来了，控制不住自己，浪费很多很多时间。 晶报：听说你女儿对你很不尊敬，但你不在乎，在她出言不逊的时候你还在笑？ 陈丹青：我们有很多不同观点，她经常说：“老家伙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，你的都是错的。”但是我不会笑的，我会跟她吵架，我们经常吵架。 晶报：你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女儿呢？ 陈丹青：我讲话非常直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所以我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。我在学生面前也是这样，所以我是个不会以领导身份去管理人的人。我不会装。 晶报：不会装？你有没有试着显得严肃高深一点？ 陈丹青：试过，可是太难受了，我装不了几分钟就会恢复原来状态。所以我辞职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本来就不太适合当老师。我不知道应该给学生怎样的影响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影响是对的。可是虽然我不会装，但是同学们下去讨论，仍然会说到我是老师，讨论我的风格，模仿我。喜欢好玩的问题 晶报：你昨天做讲座，今天接受我采访，对你来说有意义吗？ 陈丹青：没有，我昨天就告诉你这是荒谬的。人生来就不自由，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让别人高兴。不过我接受采访倒并非都是不情愿的，只要你的问题问得好玩，没有那么多的“文艺腔”。你昨天问我的几个问题都很好玩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谈谈。我历来不接受两种媒体的采访，纯粹的美术杂志或者纯粹的文学杂志，他们问的东西太理论化了，不好玩。 晶报：你被人利用过吗？ 陈丹青：我以前经常被人利用，而且利用了我都不知道，后来被利用得多了，我变得比较聪明了。现在我只给我愿意的人利用。比如我帮一些曾经的老师的书写序，就是甘愿被利用的。 晶报：你和妻子关系怎么样？ 陈丹青：我和妻子现在是“老朋友”，能把关系处成这样的夫妻是不多的。我想现在的很多中年男人希望寻找激情，我有时候也去一些娱乐场所，唱唱歌喝喝酒。 晶报：怎么画出好画来？ 陈丹青：画画的时候得很自然，像呼吸一样，一笔一笔的，不用刻意去想下一笔。这个状态是难的，我也只有几次达到。 晶报：你好像经常被问到一些和艺术、教学等无关的问题？ 陈丹青：是啊，那时候我是以一个“人”的姿态去回答的，我想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让专家解答。 晶报：你是什么星座的？ 陈丹青：我是狮子座的，据说这个星座很喜欢自然。我少年时代在幻想也喜欢自然，不喜欢工厂，不喜欢机器。可是后来到了农村，发现我们这种城市长大的孩子，恐怕还是更能适应工厂环境。 陈丹青 1953年生于上海。 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、苏北农村插队落户，其间自习绘画。 1978年以同等学历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，1980年毕业留校。1982年赴纽约定居，自由职业画家。 2000年受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，现定居北京。 两度进藏创作《西藏组画》而成名。近十年作大型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。 近年因为抨击高校考研制度，“辞职”，而备受关注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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